【圆明网】河北省盐山县韩集镇纸坊村法轮功学员张桂荣女士，今年四十三岁，一九九八年夏天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不仅严重的胃病神奇地消失了，也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她努力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遇到矛盾找自己，处处为别人着想，觉得自己活得越来越清醒，越来越坦荡，越来越幸福，家庭更加和睦，与人的关系也更加和谐。
然而一九九九年七月，江泽民发动了对法轮功的全面迫害。在十六年的迫害中，张桂荣多次被非法绑架、非法搜查和抄家，三次被非法关押，两次非法劳教共三年三个月。在被非法关押期间，张桂荣遭受了暴力殴打、高压电击、野蛮灌食、剥夺睡眠、关禁闭室、整夜罚站、绑椅子、做奴工等等非人的折磨和人格侮辱，致使她在身体和精神上都受到很大伤害，她的家人也因此长期生活在恐惧中。
二零一五年七月二十六日，张桂荣向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寄出控告书，控告迫害法轮功的首恶江泽民，要求将其绳之以法。控告书已被两高院签收。
以下是张桂荣自述的事实和证据
修炼法轮大法做好人
修炼前我有胃病，吃不下东西，身体很虚弱。一九九八年夏天的一个晚饭后，我无意中走进邻居的家门，发现屋里坐了十几个人，他们正在轮流地读着一本书。我悄悄地坐在一边听着，觉得这本书说的真有道理。他们读了大约一个小时，我也痴痴地听了一个小时。过后，他们又到院子里炼了半个小时的功。这时我才知道，这就是法轮功。第二天早饭后，我突然间感觉，怎么这么舒服？困扰我两年的胃病就这样神奇地消失了，并且至今十七年再没犯过。从此，我走进了大法修炼，身心沐浴在慈悲祥和的佛光中。回想起这段得法的经历，真的是既神奇又欣喜啊！
法轮大法是高德大法，要求炼功人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去做一个好人。修炼以后，我就努力按照大法要求的去做，遇到矛盾找自己，处处为别人着想。通过不断修炼，我学会了忍让，尽量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我坚持正直做人、真诚待人、与人为善，多看别人的长处，宽容相待。这使我的家庭更加和睦，与人的关系也更加和谐。
举个实例。二零零八年一月十七日，我骑摩托车在村头公路上往村里拐弯的时候被一辆面包车撞飞了，摔在公路上。后被家人和肇事车主送往医院，经检查发现脚脖子骨折了。手术后，交通局给我做笔录，问我拐弯时招手了没有，我说：“没招手。”他说：“你可想好啊！”我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没招手就是没招手。”事后家人和车主经过协商，决定由车主出住院费和手术费，除此之外，车主又赔偿我七千元钱和二千元的摩托车钱。家人当时瞒着我，回家后当我能慢慢走路后发现了这些钱，又把钱给车主送回去了。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大法，我是做不到的。
通过修炼法轮功，我的胃病消失了，身体越来越健康，心情也越来越豁达开朗。我被真善忍的法理深深震撼，懂得了很多做人的道理，也明白了如何去做一个好人。在修炼中，我心的容量越来越大，也变得越来越慈悲，我慢慢地真的做到了不怨不恨、不计不报。我觉得自己活得越来越清醒，越来越坦荡，越来越幸福。我明白了什么是以苦为乐，也明白了什么是坚定，我心里经常涌动着一种无名的幸福！当然，我还会继续努力，使自己做得更好，更加接近真善忍的标准！
在唐山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我在家被无端非法绑架，当时我儿子才两岁半。在公安局我被酷刑折磨很长时间，张新萍对我刑讯逼供，问我资料来源，我不说，她用手抽打我达几个小时，并威胁我再不说就用笤帚打烂我的嘴，直到晚上十一点多才送到看守所，半个月后我被送去唐山开平劳教所。在此期间，警察还从我家抄走大法书两本以及讲法磁带、炼功带共十六盘。
一开始，她们逼迫我写“三书”，我不写，被她们罚站达一天一夜，期间还被干警秦小燕时不时用茶叶水泼脸。
在那里，恶警多次对我进行酷刑折磨，不让睡觉，而且还被强迫做奴工。劳教期间，我还被抽血，当我问为什么时，恶警们言辞唐突。当他们的谎言说辞被我一一戳破后，他们无言以对。
在唐山劳教所，他们还逼迫我们看诽谤大法和师父的录像，我说：“我不去看那害人的东西！”管班干警刘秀娟说：“害谁了？”我说：“你看就害你，我看就害我！”她说：“你不去看，你就站着！她们看多长时间，你就站多长时间！”她还说：“你犯了法，就得听劳教所的安排。”我说：“我没犯法，我也不是犯人！”她说：“你没犯法，你怎么被关进劳教所了？”我说：“岳飞也坐过监狱，他是坏人吗？他是民族英雄，人人称颂赞扬。秦桧一天监狱也没坐过，可谁说他是好人呢？他是历史罪人，是奸臣，是卖国贼，留下千古骂名！”
二零零五年八月八日到十六日，我因拒绝穿劳教服和拒绝被强迫做劳役被恶警闫红丽指使李小风、刘秀娟把我绑在椅子上九天八夜，并且前五天不给一口饭吃，不给一滴水喝。到第七天我被野蛮灌食，灌的都是食盐水和咸粥。其间他们还把我推到远离风扇处，并且开开窗户放进蚊子来咬我。我不但浑身都落满了蚊子，还很热，浑身的汗水都湿透了衣服。最后我被迫害致生命垂危，他们才将我放下来。
然而，法轮功学员是慈悲的，在遭受着残酷的迫害中，还向迫害者讲述着真相。二零零五年八月十六日，我被迫害到生命垂危，脸色苍白，嘴唇发青，喘着粗气。在这种情况下，我仍然断断续续很费力地用微弱的声音对狱医说：“大叔啊！我在家里是好女儿、好儿媳、好母亲、好妻子，请你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将来有个好的未来。”我对秦小燕说：“秦队长，虽然你迫害过我，我还是希望你记住‘法轮大法好’，不要再迫害法轮功学员，将来会有一个好的未来。因为千年得不到一个人体，得到一个人体不容易。我不能因为你迫害过我，我就不救度你。”说完这些话，我看到那一刻，在场的所有干警、刑事犯还有狱医等无不眼里含着泪花，无言以对。
后来因为无端被刁难，我又绝食四十多天。最终，结束了两年零三个月的劳教后我才得以回家。
在唐山劳教所，我曾问干警：“你们为什么非要逼迫法轮功学员写所谓的‘三书’等，哪怕知道他们是违心的是撒谎是欺骗，也要这么做？”干警说：“上边让这么做，上边不要，我们要它有什么用，又不能熬汤喝。”我又问干警：“你们为什么要这么迫害法轮功学员？如果你的父母兄弟姐妹没有违法犯罪却被无辜迫害，你心里又有何感想？你们有没有良心呢？”没想到他却说：“良心！良心值多少钱一斤啊？中共给我钱我就干，我就为了这几千块钱的工资养家糊口。如果你给我钱，我就给你干。”我说：“警察的天职是惩恶扬善，你这样与职业杀手有什么两样？！”
还有一次，我跟干警刘队长开玩笑地说：“刘队长，别看你们现在轻轻松松拿着几千块钱，也不受累。当历史掀过这一页时，将来你的后代儿孙都不敢在众人面前承认你是他们的母亲、奶奶。”她问为什么。我说：“你看现在汪精卫的儿孙敢承认他们的祖先是汪精卫吗？因为他们觉得有这样的祖先长辈很丢脸，抬不起头来。（因为汪精卫在日本侵华时期为了眼前的权欲和利益，做汉奸、卖国贼，出卖人民利益）”她无言以对，苦笑了一下，也开玩笑地说：“我踹你啊！”然后用脚碰了我一下。
在盐山县看守所遭受的迫害
二零零九年春，我在王金村讲真相时被人构陷，后被孟店派出所绑架至公安局。刘振明、张新萍和另一人把我当成重刑犯铐在铁椅子上，对我进行酷刑折磨和刑讯逼供，问我同行人员和资料来源，我不说，被刘振明用鞋靶子狠命抽脸达半个小时。后来我又被送到盐山县看守所，当我绝食九天后，他们向我家人勒索了五千元才将我放回。当时我被抢去的一部手机也至今未给。同时，他们还从我家抄走了一部分大法书和真相资料等。
在石家庄女子劳教所遭受的迫害
二零一二年春，在孟店集市上，我一边做小吃，一边向人们推荐中国传统文化节目的神韵演出光盘，结果我又被绑架到盐山县公安局绑在了铁椅子上。他们既不通知我家人，也不告诉家人我被绑架到公安局的事。他们抢去了我的手机，到晚上家人往我手机上给我打电话时，手机响了，恶警也不让我接电话，也不告诉我的家人，还在我家里没人的情况下非法入室抢劫。
第二天凌晨，我被送往石家庄女子劳教所劳教一年。在进劳教所大门时，我高喊：“法轮大法好！”刘振明怕我再喊就往我口中堵满东西堵住嘴。在被非法体检时，刘振明威胁我：“你不害怕吗？这里可活摘器官呀！”在被非法照相临进照相室时，刘振明强行往后拽我头发使我抬起头。
在这一年中，我多次被非法搜查，很多次甚至是被非法扒光衣服搜身，而且是在监控下，这真的是对我人格的莫大侮辱。
在劳教所里，我还多次被关禁闭，可以说坐的是狱中狱。有一次我被连续关了一个多月，并且头三天什么都没给，就让睡在水泥地板上。而且我还在多次被迫害的身体虚弱的情况下被强迫做奴役。他们让我当装卸工，往楼上扛大包，往卡车里装货，那些都不是女人干的活。
在那里，我还经常遭到恶警电击和警棍毒打，整夜整夜地罚站、被剥夺睡眠还有拳打脚踢更是如同家常便饭，这使我的身心受到极大地伤害，我经常是旧伤没好又添新伤。恶警还曾指使几个普通刑事犯按住我的手在一张空白纸（转化书）上按手印。
因为拒绝被转化，唱大法歌曲等，我经常被长时间罚站，并被劈头盖脸毒打。警察指使犯人打人时，都是拖到水房、洗澡间或墙角等监控照不到的地方连续施暴，直到她们累的不行了才肯罢休。我经常被打得满脸是包，五眼青，即使是对同修的一个眼神被监控发现，也要被毒打一顿，而且张丽丽打人时都戴上皮手套。参与迫害的警察主要有：师江霞，王炘，赵曼，张丽丽，刘亚敏，王卫伟，丁佳佳，刘佳，徐洁，张宁。
在石家庄劳教所，我曾两次被非法抽血，不光是我，所有人都被抽过血，而且不给理由，我们怀疑是为活摘器官做准备。有一次抽血，师江霞看着学员在地里插大葱。在地里，师江霞向领着学员抽血的干警喊：“别让陈新普去抽血了。”我们知道是因为陈新普已经被转化，并负责转化别人。我不配合抽血的事情，陈新普就被指使着打我，给我留伤至今。
下面说一下我在石家庄劳教所遭受迫害的几则详细案例：
1、刚去劳教所第一天，师江霞和张宁让我在监控下脱光衣服检查，检查完了让我穿劳教服，我不穿，她们就把我推到角落里用电棍电我，一直到我穿为止。我被高压电棍连续电击时，电棍冒着蓝光，发出嗤嗤的响声。
2、到劳教所七天左右，刘亚敏值班时把我带到车间，因为我往垃圾桶里吐痰，她就把我叫到过道里监控看不到的地方，狠命地用警棍劈头盖脸地毒打我，致使我的头、胳膊、腿、腰等处疼痛很长时间。
3、大队长王炘第十天左右来了，见我就说：“是你来的时候喊‘法轮大法好’吗？”我说：“是！”她又问：“你为什么不干活？”我说：“我不是犯人，我不给你们干活。”她说：“你不是犯人，你怎么到劳教所里来了？你吃劳教所的饭，就得给劳教所干活！”说完，她抓起我的头发就狠命地往墙上撞，致使我两眼冒金星，眼前一黑，差点晕过去，除此之外，她还指使犯人和干警让我干活。
4、在我被关禁闭室的时候，王伟卫曾用电棍电我。当学员们在大厅站队的时候，我打开禁闭室门上的小窗户喊：“陈新普，李林平，张秀芳等四个人同时打我了。”我给他们曝光，被当时正在值班的干警张丽丽用腰系的皮带抽打。
在禁闭室，张宁说让我必须签上保证书，保证每天完成她所要求的叠几千块毛巾装袋入箱的活。我说：“我干不了这么多，我也保证不了！”张宁、张丽丽、徐洁三人就同时打我。他们先把我推到禁闭室的角落里，徐洁打几拳后离开；张宁拧我胳膊，掐我身上，用脚踢我腿，致使我全身紫青，多处受伤；张丽丽一来就戴着皮手套，就是手指都是皮子的那种，打我的脸、嘴，致使我的嘴、鼻子、脸肿胀很长时间。张宁和张丽丽因为我不签她们所要求的任务保证书就没完没了地打我，直到我答应她们的要求。
接下来更悲惨的事在等待着我。我每天要带着伤痛干活，还得熬夜到凌晨三点至四点，甚至有时一夜不睡，一直干到早晨五点喊起床的时候。这种日子长达一个月之久。在这期间，我困得头晕脑胀，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身体越来越不好。直到有一天我说：“我干不了了，我不干了。”干警赵曼就让我罚站，站了一会儿，我说：“我心脏难受。”就蹲下了。赵曼让我起来，我不站，她就指使普教犯人秦雪娇、于海燕、刘芳，把我推到没人的屋里打我。
5、有一天晚上，干警丁佳佳把我叫到大厅，无缘无故让我背所规所纪。我说：“我不背！”她就叫我罚站。我不站，她就叫秦雪娇推我到禁闭室里迫害我。
6、有一次，干警刘佳让学员们在大厅做传花游戏，传到谁那谁就表演节目。传到我这，我唱了一首大法歌曲，还没唱完，刘佳就制止了。做完游戏，我和人们都回到宿舍之后，刘佳又让秦雪娇把我叫到大厅，一到大厅就把我推到禁闭室。一进去就先打我耳光，而且刘佳亲自和秦雪娇一起打我。在禁闭室我被关了好几天好几夜，什么也不给，就让睡在冰冷的地板上。
7、有一次，干警刘佳在我几天没吃饭，身体很虚弱的情况下，让我往楼上抬很重的货物，我抬不动，她就和秦雪娇、于海燕一起把我拉到缝纫机房毒打我。
8、干警们还指使犹大陈新普给我做转化工作，我不听就打，陈新普打得我胳膊至今还疼。
9、师江霞在我出所的前几天一个早晨，从车间到饭厅的一路上，无缘无故踢我小腿，而且一步一脚，一直踢到饭厅门口。
家人受到的间接迫害
在我第一次被绑架时，我儿子才两周岁半，在他最需要母亲的爱的时候却得不到，孩子也只能由八十多的公公和年迈的婆婆抚养。老人本来是应该安度晚年的，却一边承受着思念儿媳的痛苦，一边担心儿媳的安危，还要承受着抚养孙子的辛苦，这给老人平添了无限的伤痛。
在我被迫害期间，年幼的儿子曾经问奶奶：“为什么小朋友们都有爸爸、妈妈、 爷爷、奶奶，而我却只有爷爷、奶奶和爸爸，没有妈妈？”我的丈夫经常望着劳教所的方向两眼满含泪水的期盼和张望，而婆婆说不出什么也只能望着孩子一直哭。
丈夫说：“你不在家的时候，我只能每天拼命干活，累的不行了才能睡着觉，不然对你的思念和担心，让我无法入睡。”很长时间，丈夫只要看不到我，心里就忐忑不安，看到我才放心，外出打工心里也不踏实。
我年迈的爷爷逢年过节更是忍不住嚎啕大哭，一边哭一边说：“也不知道我的孙女能不能吃饱，会不会挨打受骂？”父母对我更是担心和思念。母亲为我心力交瘁，经常失眠。每次我被迫害她都大病一场，并且持续很长时间。
有一次，县公安局干警到我家看到我儿子说： “你妈妈到哪里去了？”我儿子说：“我不知道。”干警说：“你告诉我，我给你五块钱。”我儿子说：“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给我钱我也不知道。”连小孩都能骗，他们的嘴脸可见一斑。
不管在劳教所里还是在日常生活中，我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嘲讽和诽谤。有些人经常骂我师父，还说：“你做好人怎么还被关进劳教所里？你看你炼功都炼到劳教所里去了，你师父怎么也不管你呀？我们可不信什么善恶有报！”左邻右舍的也经常说：“你什么时候上天啊？成神了你怎么还吃饭啊？你应该不吃饭不干活。你怎么不飞起来啊？”等等。
我与家人所经历的这些苦难都是江泽民的迫害政策所致。我的这份控告不指控案中具体涉案人员，他们也是被江泽民集团欺骗与利用才做出这种迫害之事，我愿意给他们继续认识真相的机会。目前我只是控告首恶江泽民，要求追究迫害元凶江泽民的全部罪责，并予以法律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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